大谎言“美国人懒，学不好数理化”背后的真相：如何改革H-1B政策

本文翻译加州大学冠名教授Norman Matloff的一篇分析文章，《H-1B系统如何削弱美国工人的竞争力》。试图改革H1B的立法者，应该在满足企业对顶尖人才的合理需求的同时，限制对美国本土工人的不公平竞争，并减少对签证持有者的剥削。本身应是美国人自己做不到才需要吸收外国“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才，而且必须是认同美国价值观的人。那样的移民政策，才会带来美国移民系统的良性运作。

【编者按】笔者支持美国吸收真正“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外国人才，但是如果一项移民政策实际效果只是变为吸引普通外国人来取代美国人的工作，贬值劳动力价值同时让美国中产失业、萎缩，这种replacement，本平台反对。

2、30年前，来美国留学、移民门槛标准比现在高很多。如果美国继续降低移民要求、拉垮背景调查，实际变成吸收技能上并不比美国人优秀、意思形态上与美国价值观对立、只是为了经济利益甚至骗福利而来美国的那类人，只会把美国的社会秩序和文明高度全面拉低。

自去年圣诞节以来，围绕H-1B签证的移民政策问题成为热点话题。在这些讨论中，不时出现“美国人懒，不愿学习STEM”等说法。然而，如果真正认识到H-1B滥用的严重性，扩大发放签证根本不是解决方案。事实上，如果严格审查签证欺诈问题，H-1B的配额可能根本用不完。

2014-2019年，美国IT行业的规模增长了20%，但薪资水平几乎停滞不前，这与H-1B的广泛使用贬值Tech劳动力价值密切相关。

美国本土STEM毕业生，超过一千一百万人失业或被迫转行，很大原因正是因为大公司裁员后用H-1B持有者取代本土员工。

拜登政府执政期间，许多新增就业岗位不成比例地流向了移民（许多是非法移民）——数据显示，美国百强企业的白人男性员工比例仅占6%。

此外，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招生趋势也引发关注。以麻省理工学院（MIT）这样的顶级学府为例，国际学生的比例已超过白人学生，白人学生占比低于28%（已经压到白人人口占比的50%以下，而且还是2016年之后快速发生的下跌）。这一现象与高校在招生政策上人为制造的倾向性选择有关。几十年前，美国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毕业生中，70%是本土学生，如今这一比例已下降至24%，外国学生占据主导地位。

这样没有国界线的操作在美国左派占主导的地区时常发生，本土人才的培养和就业机会受到影响，而H-1B等政策的滥用无疑加剧这一问题。如此下去，如果美国持续以这种方式培养人才，甚至为潜在竞争对手输送技术人才，长期来看，甚至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带来严重的战略风险。

现在的问题不是白人至上，而是要great replacement。针对任何一个肤色的至下都应该反对，都是逆向歧视，反歧视不是只反对自己的歧视，而是一视同仁反对对任何肤色族裔特定的打压。

本身应该是美国人自己做不到才需要吸收外国人才，而且必须是认同美国价值观的人才才可以。那样才会带来美国移民系统的良性运作，现实却变成，给资本家省成本，淘汰美国中产，还给跟美国竞争的国家培养大批人才来对付美国。这是America last的操作。这种大量外国人挤走美国人的方式并不合理，美国人自然出来反抗，保护自己的利益。

本文翻译加州大学冠名教授Norman Matloff的一篇分析文章，《H-1B系统如何削弱美国工人的竞争力》，用充分的数据事实全面论述了H-1B问题的历史成因和要点。

文章链接🔗：https://www.compactmag.com/article/no-there-arent-good-h-1b-visas/

翻译：

2011年，长期代表硅谷的民主党众议员佐伊·洛夫格伦（Zoe Lofgren）指出，她所在选区的计算机系统分析师的平均工资为92,000美元，而美国政府允许H-1B签证持有的外国工人以52,000美元的所谓“主流工资”担任这些职位。洛夫格伦表示：“难怪这里会出现问题。我们不能让外来劳工进入市场，削弱受过美国教育的劳动力。”

H-1B签证是1990年《移民改革法案》的一部分，取代了旧的H-1签证。该签证名义上最长可达六年，但允许延期。关键变化是取消了H-1的劳工认证程序，改用更简化的“主流工资”结构。该法案还每年分配140,000张雇主担保的绿卡，涵盖EB-1到EB-5类别，依据教育水平、经验和杰出才能进行区分。

促进高技能移民的另一关键因素是选择性实习培训（OPT）计划。1992年，美国劳工部通过行政命令（而非立法）推出OPT，作为F-1外国学生签证的延伸，最初允许毕业后在美国工作（或找工作）一年，后来延长至42个月。OPT成为企业绕过H-1B配额的替代方案，并且，由于OPT持有者技术上仍是学生，雇主无需支付FICA和FUTA工资税，使其更具吸引力。

H-1B签证最初每年限额为65,000个，2004年增加20,000个配额，专供拥有美国大学高级学位的申请者。H-1B支持者经常强调85,000这个数字在整个STEM就业市场中占比很小，但这种说法具有误导性。假设H-1B持有者的停留期为六年，则任何时候美国境内可能有510,000名H-1B持有者。更重要的是，H-1B的影响是累积性的，那些转换为绿卡的H-1B工人长期留在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在科技行业集中的地区。1990年，硅谷工程师中约30%为外国人；到2014年，这一比例已增至74%。尽管部分增长来自非H-1B移民，但H-1B的影响远超其支持者所承认的程度。尽管我欢迎这些新移民，但这也带来了代价。

学术研究通常忽略H-1B签证的累积效应，仅关注当前持有者的数量，而未计算已经获得绿卡的前H-1B工人。因此，H-1B对美国本土科技工人的就业机会和工资的负面影响被大大低估。一个更准确的衡量标准是美国科技研究生项目中的国际学生比例，这一数字近年来大幅增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指出：“高科技工程师和管理人员的工资增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原因之一是“在1990年代中期，大约一半的工程博士学位和三分之一的工程硕士学位授予了外国学生。”当时，这些数字已被认为过高，而至2019年，计算机科学研究生中72%是外国学生。

由于H-1B计划，美国本土STEM学生攻读博士学位已成为一项经济损失严重的投资。博士学位带来的额外薪资增长，并不能弥补五六年损失的行业薪资。2008年，《科学》杂志采访的一位研究人员指出：“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可能在短期和长期内都是一项财务上的失败。”科技公司常引用数据，称计算机科学博士项目大多由外国学生填补，暗示美国学生不适合该领域。但实际上，除了经济上的劣势外，大多数雇主也并不愿意雇佣博士毕业生。相较之下，硕士学位对本科教育的增益有限，但由于外国工人需要硕士学位才能申请绿卡，企业才会特别青睐这一学位。

H-1B计划实施不久便引发担忧。比尔·克林顿政府的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希（Robert Reich）是早期批评者，劳工部调查发现H-1B被普遍滥用。几年后，他指出，H-1B签证持有者的官方中位工资“远低于”实际工资，这正是洛夫格伦所批评的问题。这并非偶然，H-1B计划本就旨在让雇主雇佣更年轻、更便宜的外籍工人，以取代年长、薪资更高的美国工人。

此外，H-1B工资标准是按职业和地区计算的，但在计算机行业中，“热门技能”决定工资水平。例如，一名软件工程师如果精通Polars（一种高效数据处理库），在自由市场上可能获得更高薪资。但如果他持有H-1B签证，其薪资标准不会考虑这一技能溢价。

H-1B工人因绿卡申请而受制于雇主，在申请绿卡期间，他们几乎无法流动。若跳槽到新雇主，则必须重新开始申请绿卡，导致延误和风险。此外，他们也无法获得晋升，否则将被视为“新职位”，导致申请作废。由于缺乏议价能力，H-1B工人普遍工资偏低。一项学术研究比较了绿卡申请者在获得绿卡前后的薪资（与匹配的美国工人相比），发现H-1B工人因受制于雇主而工资损失约25%。

然而，对许多雇主来说，比起省下的薪资成本，H-1B工人的受限流动性更具吸引力。关键员工跳槽可能会对项目造成巨大干扰。正如移民律师大卫·斯瓦姆（David Swaim）所说：“大多数情况下，员工必须在漫长的配额体系下等待5到10年……这使得雇主可以最大化利用国际学生的可控性。”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是大学研究的主要政府资助机构之一——也是H-1B签证增加的推动力之一。较低的薪资使该机构的资金利用率更高，而1989年的一份内部备忘录——即H-1B签证计划实施前一年撰写的文件——公然倡导利用廉价的外国劳动力来实现这一目标。该备忘录呼吁加大对外国博士生的招募力度，并以最终获得美国绿卡作为吸引手段。它还正确预测到，较低的薪资将会阻碍本国学生攻读博士学位的兴趣。报告指出：“外国博士涌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增长将压低博士学位的薪资水平。”对于本国学生来说，它提到：“获得博士学位的有效薪资溢价可能实际上是负的。”

除所谓的“H-1B依赖型雇主”外（即H-1B工人占公司总员工比例至少15%，而不仅仅是公司技术员工的比例），H-1B签证并不要求雇主在招聘时优先考虑美国工人。相比之下，这一要求在绿卡申请过程中是硬性规定。雇主为外国工人申请绿卡的请求不会被批准，除非雇主能证明没有合格的美国申请人可用。

正如人们所猜测的那样，“合格”一词给了雇主很大的操作空间。如果外国工人掌握X技能，而雇主将X列为岗位要求，这可能是真实需求，也可能只是一个筛除美国申请人的障碍。尽管法规明确禁止雇主量身定制职位要求以迎合特定外国申请人的技能，但除非雇主的做法过于明显且拙劣，否则政府官员通常无能为力，必须批准申请。

从事H-1B招聘的人士对规避法律的态度相当坦率。2000年，移民律师乔尔·斯图尔特（Joel Stewart）在《Immigration Daily》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令人震惊——《合法拒绝美国工人》（Legal Rejection of US Workers）。他列举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后，总结道：“即使在经济低迷时期，倾向于雇佣外国人的雇主依然可以利用一整套合法手段拒绝所有符合条件的美国求职者。” 2007年，移民律师事务所Cohen & Grigsby制作了一段视频，仅供客户私下观看，该视频同样直言不讳：

“我们的目标显然不是找到一位合格且感兴趣的美国工人……我们完全遵守法律，但我们的目标是让这个人拿到绿卡……因此，我们当然不会在求职者最多的地方投放招聘广告。我们会寻找符合法律要求但又可能不会吸引到合格且感兴趣的求职者的渠道…… 很多合格的美国申请者被邀请参加面试，唯一的目的就是找到合法的理由将他们淘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并不是一个难题。”

像这样一家为知名企业提供服务的大型律师事务所，竟然能如此公开地向客户讲解如何利用欺骗性手段规避法律，这再次印证了“好”H-1B雇主与“坏”H-1B雇主之分是一个虚假的概念。正如众议员洛夫格伦（Zoe Lofgren）所指出的，H-1B签证本质上就是为了压低美国工人的工资而设计的。但这些高技能签证带来的危害甚至超出了许多批评者的认知。批评者通常关注H-1B签证如何被不良的“人力外包公司”滥用，即这些公司以廉价的外国劳动力承包工作，再将他们租赁给美国企业。但实际上，美国一些领先的科技公司和教育机构也严重依赖这些签证。特别是，它们利用H-1B签证帮助外国工人获得基于雇主担保的绿卡。

一个典型的模式是：国际学生在美国大学获得STEM学位（通常是硕士或博士学位），随后被美国雇主聘用。雇主接着为其申请永久居留权，而学生在绿卡批准前持H-1B工作签证。

对于许多印度人来说，这种模式已变成一场卡夫卡式的噩梦。印度人在美国科技行业招聘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遇到了针对绿卡申请的年度2万张国家配额上限。根据具体的职业类别，印度人的等待时间已以几十年计算。有可信的估计称，等待时间长达50年，而2020年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预测，到2030年，印度申请者的积压数量可能达到200万，清理完所有积压申请需要195年。

可以理解的是，这个问题已引起印度社区的广泛关注，他们正在积极游说政府。随着这一问题的扩大，国际学生通过工作签证留美的现象被塑造成“好的”H-1B，而雇佣他们的公司（如英特尔和谷歌）被视为“好的”雇主——与之相对的是所谓“坏”的H-1B雇主，如Infosys和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CS），这些公司雇佣H-1B工人后再将他们租赁给美国雇主，往往充当IT外包工作的中间商。

即使是移民限制主义组织通常也倾向于区分“好”与“坏”的H-1B雇主。H-1B签证问题最著名的学术批评者之一、罗恩·希拉（Ron Hira）教授，也主要关注外包行业。而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在2024年的一份报告中警告，不应将H-1B持有者视为“同质化群体”。该报告指出，在实践中，高技能移民签证的获得者“通过两个不同的选拔体系进入美国，这两个体系的目标各不相同。”

一个既有趣又发人深省的例子涉及加州国会议员罗·卡纳（Ro Khanna），他的选区涵盖硅谷的大部分地区。在社交平台X上，一名激进用户在一场反印度人的言论中指责卡纳的家人滥用H-1B签证获得美国居留权。卡纳回应道，既冷静又极具揭示性：“事实上，他们不是。我父亲在20世纪60年代来到密歇根大学学习工程学。” 卡纳的父亲作为国际学生来美学习并随后在美国工业界工作，而不是在咨询公司就业，在他看来，这足以免除H-1B签证滥用的嫌疑。

然而，即便是这些所谓的“好”H-1B签证持有者，其存在也不符合美国人的利益。持H-1B签证的国际学生通过提供更低的薪资、税收优惠以及事实上的“契约劳工”身份，削弱了美国工人的竞争力。此外，他们还竞争更有吸引力的岗位，这些岗位通常薪资更高、责任更大。从这一点来看，像卡纳父亲那样的H-1B签证持有者，比那些被“人力外包公司”雇佣的H-1B员工对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工人的伤害更大。因此，任何H-1B签证改革都必须着重解决这一问题。

众所周知，科技行业偏好35岁以下的员工，许多主要公司已因年龄歧视而被起诉。但鲜为人知的是，H-1B 签证在年龄歧视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正如洛夫格伦（Lofgren）所指出的，官方要求的工资下限较低，反映了入门级员工的薪资水平，远低于大多数美国工人的收入。因此，美国工人实际上被排除在这些职位的竞争之外。此外，获得绿卡赞助的H-1B外国工人最终会成为劳动力市场的永久成员，并且到那时他们已经年长。这导致年长的工人数量增加，而他们只能竞争那些不专门针对年轻人的少数职位。

多年来，移民问题在左派阵营中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因为它常常被赋予种族视角——拒绝移民被认为是一种种族歧视。然而，至少在H-1B签证问题上，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任何人只要走进一间计算机科学本科课堂就会发现，这个专业的学生主要是亚裔美国人。因此，以H-1B持有者大多是亚裔为由而拒绝限制该签证项目，实质上是混淆视听，因为H-1B制度的主要受害者也是亚裔。此外，有些人声称对H-1B签证的批评掩盖了白人美国人对印度裔的“反印度教”情绪，但事实并非如此。早期的H-1B签证持有者主要是东欧人，而当时对该项目的批评同样激烈。

政策确实应该优先考虑“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外国工人，但实际上，大多数H-1B持有者只是普通人，在从事普通工作。2009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一篇论文指出： 在物理学、生物化学和化学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博士学位的授予数量在排名50名以外或未排名的院校中增长最多；而在工程领域，外国学生的增长较为均匀地分布在各类院校。在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学生中，这种增长特别集中在排名较低的院校。

许多研究人员曾调查美国和外国工人的专利申请情况，但尚未得出明确的结论。有些论文表明，外国工人确实申请了大量专利，但其对比基准是整个美国人口。如果与星巴克咖啡师相比，外国科技工人确实更频繁地申请专利，但如果与美国科技工人相比呢？此外，专利数量之外，还有其他衡量质量的标准吗？

由于上述种种劣势，美国本土科技学生往往不愿攻读高等学位。然而，数据显示，那些最终选择攻读高等学位的美国学生，其表现与国际研究生相当。根据我对ACM博士论文奖（ACM Dissertation Awards）的分析，外国学生和美国学生的获奖率与他们在博士项目中的占比相当。此外，我还发现，美国学生往往就读于比外国学生更负盛名的学术项目。

珍妮弗·亨特（Jennifer Hunt）在专利申请、研究和创业方面的研究发现，在获得绿卡赞助的H-1B签证持有者与本土工人相比，在控制了教育和STEM专业领域后，并无明显优势。此外，亨特发现“不同国家的移民在各方面的表现存在显著差异，来自欧洲的移民在除创业之外的所有方面均优于来自亚洲的移民。” 这一发现或许可以为绿卡的国家配额政策提供一定的合理性。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因此配额制度可能有助于美国从各种“专长”中受益，比如欧洲的创新能力和亚洲的创业能力。

尽管外国工人政策应优先考虑（并限制在）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才，但我们必须确保不会因此阻碍本土年轻人才的成长。目前的就业市场状况惨淡，许多大学生亲眼目睹了他们的父母、叔伯、姑姑等年长亲属因行业的年龄歧视问题而失业。在这种不利环境下，许多潜在的科技专业学生自然会转向其他领域。如果减少当前及曾经的签证工人人数，将有助于缓解这些问题，并使该行业对未来的比尔·盖茨（Gates）或马克·扎克伯格（Zuckerberg）更具吸引力。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国会中某些议员将提出一些看似解决H-1B问题的法案，但实际上几乎没有实质性作用，甚至可能适得其反。2024年12月，斯里拉姆·克里希南（Sriram Krishnan）在X上的多条评论表明，川普新政府即将制定的改革措施可能会专门为“良好”的H-1B雇主提供便利，而这一群体对美国工人的负面影响更大。

但是，如果他们真正有意进行改革，我提出以下建议：

1. 按照薪资高低审批H-1B和绿卡申请
   取消现行的“现行工资要求”（prevailing wage requirement），改为按照雇主提供的薪资高低顺序批准申请。这一政策能够清晰地解决廉价、低质量劳工的问题，同时也较大程度上实现吸引“最优秀和最聪明人才”的目标。例如，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毕业生在2009-2010年间的起薪比平均水平高37%。一个更精细的方案可以基于“提供薪资与该职业/地区工资中位数的比率”进行排名，以便在低薪职业和地区中也能确保高质量人才。
   

2. 绿卡获批后立即发放
   取消当前的绿卡排期制度，在获批后立即发放绿卡。这可以解决H-1B签证持有者长期受雇主控制、实际上成为“契约劳工”的问题，同时也能消除由于国家配额导致的排队问题。
   

3. 建立全国性公开在线职位登记系统
   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在线职位登记系统，用于雇主拟通过H-1B或绿卡申请填补的岗位。对于H-1B签证，该系统仅作参考；但对于绿卡申请及H-1B依赖型雇主（H-1B雇员占公司员工总数至少15%），该系统应为强制性要求。在当今互联网时代，要求雇主在报纸上发布招聘广告的做法已经过时，在线登记系统将成为更高效、更透明的招聘方式。
   

4. 放宽国家利益豁免（National Interest Waiver）和O-1签证
   允许真正的高端人才无需雇主担保即可申请绿卡，并放宽O-1工作签证的申请条件。业界游说者往往夸大了外国工人“最优秀和最聪明”的数量，但确实有少数顶尖人才值得优先吸引。美国从这些真正的精英人才中受益巨大，因此针对性的政策调整至关重要。
   

5. 要求雇主合理证明高级学位要求
   绝大多数科技岗位并不真正需要硕士或博士学位。许多行业巨头都没有研究生学位，比如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和英伟达CEO黄仁勋（Jensen Huang），甚至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连本科学位都没有。然而，国际学生在科技行业中普遍持有硕士学位，因此一些雇主通过设定硕士学位作为门槛来排除美国本土求职者。应要求雇主合理证明某个岗位确实需要高级学位，否则不得以此作为筛选标准。

通过采取这些措施，立法者可以在满足企业对顶尖人才的合理需求的同时，限制对美国本土工人的不公平竞争，并减少对签证持有者的剥削。H-1B项目短期内不太可能被废除，但通过智能化的改革，可以大幅减少它带来的负面影响。

（翻译借助AI ChatGPT 致谢）

https://www.youtube.com/c/MOSHANGUSA